黄浩 | 难忘的日子,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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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日子,永远的怀念
黄浩
2021.01.08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人民的总理人民爱,总理与人民心相连,总理在人民心中栽”。1976年元旦刚过没有几天,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像蜡烛一样,为了共和国的缔造和建设,为了人民的幸福,无私奉献,燃尽自身,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在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的日子里,我正在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四团一营炮连服役,奉命在北京医院执行维持秩序的警卫勤务。虽已是40多个年头过去了,但当时全国人民悲痛欲绝,都为失去一位敬爱的长辈,失去一位亲人,失去一位朋友,而大放悲声,亿民痛哭,争送灵车,撕心裂肺的场面,至今仍在脑核中萦绕不去,历历在目,犹在昨天。
01
噩耗东总布
1975年下半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积劳成疾,得癌症住进了北京医院。在七、八、九三个月的日子里,国务院工作由副总理邓小平主持。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国务院出文,全面整顿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派性和遗留问题。部队也开始大搞军事训练。1975年立冬刚过,按照上级指示,我们连队大搞队列训练,强调踢整步。北京卫戍区一二师提出的口号是“练队列,踢整步,三个月达到仪仗营水平”。因而每天除执行警卫勤务外,早晨起床后就练队列,踢整步。我们的营房当时在北京朝阳门内贡院街头条5号院内,早晨练队列都是在东总布胡同和贡院街的巷子里。
1976年元月9日早晨7点钟,我们在营房的后门东总布胡同收罢操,突然,高音喇叭内传来了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消息:周恩来同志于1976年元月8日9时57分,心脏停止了跳动,离我们而去了……正在解散收操说笑着回营房的官兵,好象听到了一个命令似的,立即原地收住了脚步,呆立不动了……我们人人惊愕,都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准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有的自言自语地说:“周总理走了,没那个事。”于是大家再听,再想,当确认为是真的噩耗发生了时,有的抽泣,有的嚎淘大哭:“我的天啊,全国人民可怎么过啊!”
9号那天,整个营房沉寝在一片悲哀声中。我们连队调整了工作安排,一切为悼念周总理做积极准备。北京的市民更是悲痛,人们自发走上街头,扯黑布,戴黑纱,为周恩来总理戴孝,以寄托大家的哀思。我们连队的官兵也要求戴黑纱,以悲痛的心情来怀念周恩来总理。大家多次要求,上级总不答应。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内连黑纱都被自发悼念总理的人们抢光了,上级还是不准战士们戴黑纱。后来听说是“四人帮”阻扰的结果。
02
执勤太平间
9号白天痛苦了一天的我连官兵,突然在20点全连紧急集合。指导员向我们传达了上级下达我连的任务,10号早起8点钟,全连开赴北京医院,执行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警卫勤务。指导员对全体指战员讲,这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围观悼念的北京市民,只能疏导,不准命令,好话由我们说,难听话由我们听,不得与一个市民发生冲突。以往在长安街执行中共首长迎来送往的勤务,到了关键时刻,对于不听劝阻的市民,可以采取果断措施。然而这次不能,无论市民怎么哭嚎,怎么叫喊,怎么谩骂,只准说服,不准压服,更不能武断行事。
10号一早,吃过早餐,我连120名官兵,列队徒步赶到北京医院。北京医院的正门在东单小公园的西侧,由长安街向南大约二三百米就到了北京医院。当时我是一炮连指挥班的班长,10号我们班的任务是在医院的长廊内担任机动任务,哪里兵力紧张,就去支援哪里。从上午8点一直到下午4点,我们班相安无事,十几个人一直在医院长廊内坐等任务。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前来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胸戴白花,哭丧着脸,悲痛不已。我们还听到在太平间门前执行勤务换下来的战友们说,90岁高龄的朱德委员长来了,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进门立整,认认真真抬手向周恩来的遗体敬了个军礼,随后脱帽三鞠躬。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嚎淘大哭,竟口吐鲜血。江青来了,头巾没解,只是礼节性地向邓颖超拥抱了一下,一点也看不到悲哀的样子便离去了。当时四人帮的丑态,在北京市民中正暗暗地传开了,因而总理逝世以后,人人都用犀利的目光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下午4时许,上级调派我指挥班到太平间执勤,我们先排队依次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然后上岗执勤。太平间在北京医院西边后门旁,门朝南。我们进到太平间以后,脱帽向总理遗体环行一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周总理的遗体被鲜花和松柏环绕,头朝北,脚朝南,在太平间空隙处,除留有向遗体告别的人群小路外,摆满了党政军中央主要领导送来的花圈。在白色花圈的海洋中,周恩来遗体的脚前摆放着一个较小的白色花圈,格外引人注目,上书“小超哀悼”。那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专送的花环。向总理遗体告别后,我被分配到太平间正门旁,执行了一个小时勤务。
在那一小时内我亲眼看到,前来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们一个个手执白花,如丧考妣。有的人一望见总理的遗体便嚎淘大哭,有的人未进太平间便泣不成声,有的哀叫:“总理走了,天蹋了,我们谁照应,中国怎么办?”更有甚者哭死哭活,其情其景,真乃感天动地。我们噙着泪花站完了一小时的勤务,被替换了下来。在那60分钟内,我亲眼看到来向总理告别的人们,每过十几分钟就有人哭死昏厥过去,被医护人员强行从太平间抬出到前边抢救。
03
送殡长安街
11日一早,我们起床后,连队官兵简单用过早餐,7点钟准时到达北京医院执勤。这天,我们指挥班的任务有变,由昨天的担任机动勤务,改为在长安街路南,东单公园西北角墙外,向北京医院正门出入的小巷北头第一道防线处执勤。我们班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好市民代表的入场秩序。我们十几个人,每人手持铁桶小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向前来拥挤着要求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喊话。
执行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勤务,是一个最难办的勤务,对于拥挤上来要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只能说服劝导,态度绝不准生硬。8点钟以后,党政军以及各行各业的代表,手持入场劵过来了。我们验过证件后,便放通行。有证件的要进,没有证件的也要进。轰的一下,入口处挤满了很多人。对于没证件的,我们的任务就是阻挡,北京市民当场对我们表示抵触。我们用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喊话:“周总理逝世了,大家都很悲伤,我们的心情与你们一样,为维持好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秩序,各个单位都派了代表,由于人多,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你们的悲伤心情我们理解,请大家配合好我们的工作,把入道口让开,把秩序维持好,这才是大家的心愿。”经我们这么一广播,大部分人都很听话,自觉向后退。也有不听话的,站在那里像钉子一样,一动不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班专门抽出了三个人做思想工作。做思想工作的战士在小巷西边,对于那些不听劝阻,一味要求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来个各个击破,然后把他们带到西边,让做思想工作的战士逐个解决。
那天,我们在执勤中遇到了许多典型人和事:上岗执勤半个小时后,来了个20岁上下的姑娘,臂带黑纱,手持白花,身着藏蓝色上衣,她拼命地向前拥挤,我上前劝阻,她双眼噙泪,抽泣着对我说:“1958年我爸爸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带着我,那天周总理视察来了,周总理一见我天真活泼,便将我抱着,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逗我玩乐,夸我聪明。那时我五、六岁,我永远记着那幸福的时刻,今天我要和总理做最后的告别。”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又哭又叫地向我们叙述:“我从天津来,我有心脏病,我正在住院,我已经上了手术台,我听说周总理逝世了,我立即停止了做手术,专程从天津赶来,我要见周总理最后一面。”我们多次向她讲道理,她就是不听,并坚持向里冲。我们无耐,让警察把她带到了东单小公园的岗楼内,继续做工作。还有一家老小5口人,自9号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后,举家不吃饭,一直在北京各大医院寻找周总理遗体的停放处,要看周总理的最后一眼。直到11号才找到了北京医院的入口处,举家5口,在冰冷的寒风中,泪流满面,要见总理,要向遗体告别。像这样举家围观要求向总理遗体告别,两天不吃不喝的人们,越聚越多。有的说:“周总理一生无子女,他为了人民的幸福,付出的太多了,我们就是他的子女,我们要为他送行。”有的说:“我是个孤儿,是周总理救了我,我坚决要求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对于那些被拒之门外,不让到医院内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们,问起他们有何要求,他们生硬地说道:“总理的遗体不能火化,如果今天去火化,我们就在此截灵车。”“截灵车、截灵车”成了人们的共同心声。在长安街北侧的高台上,以及我们执勤第一道防线的入口处,聚集的人们越来越多。远远望去,那是人的海洋,悲的松涛。
11点钟,上级给我班布置了一项新的任务,指令我们到下午两点时,将兵力一分为二,一半人在原地执行勤业不动,一半人开到王府井南口,永革路北口执行勤务。说是总理的灵柩从后门出去,从那里上长安街西行到火葬厂。下午1点刚过,上级指示有了新的变动,让我们在那里兵力不减,正常维持秩序。下午两时许,突然将我团的一二0炮连全体官兵一百多人拉到了王府井的南口,取代了原定由我们五、六个人,执行维持秩序的勤务。
我们面对着人山人海要拦灵车的人们,维持秩序的我们与北京市民就好像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一触即发。为了给人们造成周总理灵车从正门出来的假像,下午两点多钟,上级派来了三四架带高脚架的摄像机,摆在小巷内,面向南方,对着北京医院方向,大有拍摄新闻纪录片的架式。“总理灵车要从正门出来了!总理灵车要从正门出来!”人们喊着嚷着,跷脚向南张望,单等总理灵车出现而相拦截。不能让总理的灵车向火化厂运行,一个个北京市民,以及赶赴进京的中国公民,同一个心声,同一个目的,欲眼望穿,心内专一,盯着北京医院门口的一举一动。人们焦急而耐心地等啊,等啊,谁不愿再最后看总理一眼啊?!
下午5时许,黑幕即将降临,总理的灵车,以及护送的车队,缓缓地由北京医院后门出来,途经小巷在永革路的北口,王府井的南口出现在了长安街的大道上,向西流动。这时我们面对的北京市民,以及赶赴进京来的全国各地的公民,正在向南望的时刻,不知谁喊了一声,“总理的灵车在西边出现了!”人们哗的一下,又潮水般地向西涌去,人们跑着要追赶灵车,顿时长安街被堵了个水泄不通。因东单公园离王府井相隔二三里路程,人们无论怎样喊叫,怎样发疯似地狂奔,都无济于事。人们可望而不可及,送灵车的队伍正缓缓地向西去了。再加上执勤的警卫战士人多,一般群众,无论如何也进不到车前。
过去看《三国演义》,读到诸葛亮死后,万民痛哭,在我的心目里一直认为:那是罗贯中的编造的,没有的事。自从那次我看见亿万人民送总理,一提周总理逝世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个个嚎淘大哭的场面,以及在北京的市民中自觉戴黑沙,设灵堂祭奠,那可全是自发的呀!可见周总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是任何人也难以比拟的。只要谁为人民办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亿万人民送总理,那个真情实感的场面,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周总理走了,但他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作者简介
黄浩,男,1951年3月生于临漳县西岗村,中共党员,大学文化。1968年参加工作,1970年12月在北京卫戍区二师四团服役,任报道组组长。1976年4月还乡。先后任初高中语文历史教员、学区校长、文化馆书记。1996年10月至今任《临漳县志》主编和地方志主编,兼任临漳县作家协会主席。先后主编了两轮《临漳县志》《建安文学》《古邺文化》《临漳一中志》《村村有故事》《邺城公园志》《大运河与邺城》。整理点校明清民国七部《临漳旧志》。对邺城公园内的建安文学馆、千佛塔和新建临漳县烈士陵园布展进行了设计和文字编写。2005年和2010年先后对临漳县城街路巷和公园游园进行了命名。多次接受中央和省市县电视台采访,为提高临漳的知名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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