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的意思(我读经典 | 蔡祎航:缄默的尊严——浅谈《小城三月》的启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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缄默的尊严
——浅谈《小城三月》的启蒙意义
蔡祎航 中国语言文学系

《小城三月》
作者:萧红

      萧红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独立的女性作家,她的独立从骨子里透着一股顽强的韧性。在她短暂的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似乎从来不曾与时代的任何风潮为伍,但却以“越轨的笔致”,真实地勾画出了上个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间,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着的国民灵魂。从《弃儿》到《生死场》,再到《呼兰河传》,萧红穷尽一生的心力和血泪,都在探索着一条中国女性应该如何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生路。在东北一座座封闭的小城中,那个长期处在专制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下的女性群体,是萧红凄苦的前身与羁绊,亦是她反思革命的现实根基。她在创作中不断地思索着她们反抗的困境,以感同身受的方式触及到了她们麻木的神经,并试图将启蒙的春风吹进她们早已闭塞了千百年的心灵。然而“娜拉走后”生活会驶向怎样的轨迹,命运又在何处等待着悲剧的降临?萧红在生前的绝笔之作《小城三月》中,以翠姨这样一位“苦命”女子的香消玉殒,彻底地撕破了革命肤浅的外衣,以令人扼腕的结局,揭示了旧时代女性在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矛盾抉择中无力挣脱的悲惨现实,而无法言说的暗恋所敲响的,正是对“五四”自身的警钟。
被奴化的群体
      小说的叙述视角延续了《呼兰河传》以来的第一人称“我”的儿童视角,以一种散文化的片段式叙述,将一段悲情往事缓缓道来。小说中的“我”是一位14岁上下的女中学生,正在学堂念书与整个家庭“咸与维新”的气氛,使“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小镇之中最为开通的一份子,同时又因兼具着少女的身份,而拥有了洞悉她人隐秘的特殊权利。这种陌生化的视角选择,不仅赋予了叙述者以沟通新旧时代的青年启蒙者形象,而且更为直接地将小说的焦点,置于了被封建传统礼教所牢牢掌控与规束的女性群体。
      小说在开篇即点明了翠姨不幸的身世:“我这个姨,她不是我的亲姨,她是我的继母的继母的女儿。……因为我这个外祖母已经做了寡妇之后才来到的外祖父家,翠姨就是这个外祖母的原来在另外的一家所生的女儿。1”从不带有道德伦理色彩的儿童视角出发,这段看似绕口的话语所要表达的,不过是“我”与翠姨之间毫无血缘关联的亲属关系。然而在文字表述的背后,读者却能清晰地感受到——翠姨作为寡妇再嫁的女儿,可能遭受到的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压抑与歧视,并且这种污名化的影响,从出生到死亡都将永远地伴随着、甚至决定着翠姨的一生。从根源上来说,儒家思想中“家国一体”的政治主张是完全建立在统治者占有绝对经济地位的基础之上,通过剥夺女性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参与劳动、取得经济来源等一系列的基本权利,用“三从四德”的伦理评判准则,彻底钳制住了她们的双手与头脑,致使整个封建时代的未婚女性,上至王侯公主,下到平民女子,都不得不对男性产生强烈的物质依赖,并最终迫使她们将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视作自身唯一的出路与归宿,但实质上,她们不过是从一个“从父”的牢笼进入到了另一个“从夫”的监狱,自始至终都以附属品的身份在社会的同一阶层中被交易、买卖,用“理所应当”的牺牲来换取家庭的和谐和统治的稳固。
      而翠姨的性格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被这种封建礼教的谎言所开启的:不论是她伸手拿樱桃吃时柔弱可怜的神情,还是她“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的端庄仪态,皆是她将陈旧的封建文化不自觉地转化为自身潜在意识的典型表现。在未遇到“我”的堂哥哥之前,翠姨对待感情的态度,是同小镇中其余的适婚女子一样的麻木与愚昧的:“虽然妹妹在她的旁边一天比一天的丰富起来,妹妹是有钱了,但是妹妹为什么有钱的,她没有考查过。所以当妹妹尚未离开她之前,她绝对的没有重视‘订婚’的事。就是妹妹已经出嫁了,她也还是没有重视这‘订婚’的事。1”即使当包办婚姻将经济交易的本质,赤裸裸地展露在妹妹和翠姨自己的身上时,她依旧以一种看似心安理得的阔气打扮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盲目地认同了无爱的订婚关系。直到亲自临着一场“观看”的表演,翠姨才在羞惭中意识到了自我身份的陡然转变。当那些“花纸人”似的没有分别的女人们,忽然都涌上前来“看”翠姨时,她们眼中欣羡的神情和口中揶揄的说辞,都在无形之中加重了旧式婚姻所打造出的“糖衣炮弹”的分量,使得“被看”的翠姨得不到来自女性群体内部丝毫的同情与理解,相反的却在“看客们”突然冷落下来的脸上瞥见了命运的无可奈何。非但如此,那些长期处于封建专制打压之下的旧时代女性,她们不仅是愚昧冷漠的弱势群体,甚至在不自知中被奴化为了男权统治的帮凶,例如“我”族中的祖母在拒绝翠姨和小叔叔定亲时那番保守迷信的说法,无疑是压在翠姨身上又一根相当沉重的稻草。
萧红用这种充满反讽意味的写实笔调,在《小城三月》中延续了一贯以来的国民劣根性批判,而她当年离家出走所逃避的,正是这种包办婚姻的约束与压迫。但与此同时,流浪漂泊的艰苦岁月也使她深刻地意识到,贫穷给女性生活所带来的不幸是巨大且深重的——对未婚夫汪恩甲的投靠以及怀孕之后被遗弃抵债的惨痛经历,都让萧红开始不断地反省“出走”的代价,而社会改革的不彻底与女性经济地位的无法独立,皆是造成“五四”后的女性继续被奴役与打压的根本原因。但对于翠姨而言,经济的拮据与身份的卑微尚不足以致其殉情,真正迫使她走向死亡的,则是启蒙意义上的局限和孤立。
启蒙式的爱情
      尽管出身低微,但翠姨却是聪慧伶俐、清新脱俗的,她不同于她妹妹那般“被衣服所穿了似的”追随大流,而是将一颗爱美之心悄悄地掩藏起来,以一种“欲盖弥彰”“欲说还休”的矜持姿态,表达着自己对美好事物的钟情与眷恋。而“我”以读书人身份的出现,以及“我们”家庭民主自由的氛围,如同一阵呼唤解放的春风,吹乱了翠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她在打网球、看花灯、开音乐会的参与过程中,模糊地意识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与希望,向着启蒙阵营中的“我”投来了憧憬的目光:“她总是有许多事务同我商量,看看我的意见如何1”。然而“我”终究只是一个不成熟的“引荐者”,少女细腻多思的情感仅仅只能被感知,却无从深入地去揣摩。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叙述下,翠姨与堂哥之间萌发的情愫变得极为隐晦,只有在细枝末节处才漏出些许马脚,似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上升至爱情的高度,以至于“我”不敢对此做出肯定的判断:“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1”
      事实上,在五四运动退潮后的十多年内,以翠姨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对于争取平等解放的革命思潮,大多抱以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并与激进狂热的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且在相互试探的尝试中,未曾逾越过“暧昧”的界限。因此,翠姨对“我”堂哥哥的倾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启蒙色彩的光环——当她一个人站在网球场边的短篱面前,“向着远远的哈尔滨市影痴望”时,眼前所浮现的不仅是“我”哥哥漂亮标致的脸庞,更是在朦胧中展开的新生活的图景。然而她对哥哥的认识仍旧只是停留在表面——“哥哥也穿的西装,自然哥哥也很好看1”,都市化的衣着装扮并不是启蒙的实质,摩登的高跟鞋也并不能引领翠姨走向独立自由的天地。在采办嫁妆时,所受到的一切来自于男性的优待与尊重,翠姨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念书的好处:“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绝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1”但是除此之外,翠姨对“我”哥哥的个性与为人却所知甚少,与其说她暗恋的是一表人才的堂哥,不如说是“我”和堂哥等一众启蒙者身上文明进步的特质,激起了翠姨对爱与生活的热情和渴盼,使她原本饱受轻视与非议的人生有了新的出路和方向,由此便加深了对那个“又丑又小”的乡下男人的恐惧,察觉到了封建婚姻背后“吃人”的陷阱。
      这样的情形,让人不免联想到萧红本人的亲身经  历:当她还尚在哈尔滨市念女子中学时,就已对上大学的表哥陆哲舜心生爱慕,虽然他家中已有妻室,但仍然极力鼓动萧红与自己共赴北平读书——这对于当时有意违抗包办婚姻安排的萧红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北平,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当时无数“新青年”神往的地方。受到启蒙精神感召的萧红,心中存有一个宏大的求学梦想,便自然而然地将这份感情与希冀孤注在了表哥身上。年仅19岁的她,毅然决然地叛离了家庭,但最终所换来的,却是生活的困顿与表哥的悔意,而翠姨的爱情悲剧,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萧红这种“哥哥救妹妹”模式失败的倒影。
无力的拯救者
      有不少学者将翠姨自戕的悲剧,归咎于其自身犹疑矛盾、敏感多思的性格,正如小说中“我”的伯父戏谑地称她为“林黛玉”,再如那双三番五次都买不到的绒绳鞋,当传统文化长久地沉积为世俗生活中的种种病态心理之时,翠姨内心所激荡着的、对美与爱的憧憬和追求,反而沦为了其自缚的枷锁。然而,小说中翠姨的秘密并非无人知晓,在愚昧与文明的挣扎中,真正妨碍她将秘密说出口的阻力,却是孤立无援的悲寂心境:“她的恋爱的秘密就是这样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1”在这里,萧红不仅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封建社会中麻木无知的庸众,而且用反讽的笔法直指了以启蒙者身份自居的知识分子集体的懦弱与无情。
      从小说的叙述中可以发现,“我”堂哥哥作为男主人公的人物形象是平面且模糊的,在仅有的几次与翠姨发生接触的场景描写中,堂哥哥所显露出的态度是同翠姨一样的迟疑与畏缩的。当那场“乐极生悲”的音乐会接近尾声时,“我”的哥哥在翠姨转身离开的那扇帘子前“好久好久的看住”了——这样的情形,自然地与后文翠姨在网球场上痴望哈尔滨市影时的样子,形成了有意味的对照。在“我”哥哥的眼中,翠姨会弹流行的大正琴,向往“我们”家民主和谐的气氛,对念书识字的学生抱有敬意,这些都使她与小镇中多数庸俗愚昧的女子区分开来,不由自主地对她产生了朦胧的好感。但或许是囿于成见,抑或是不愿承担“逾矩”的后果,哥哥始终都不曾对翠姨开口表达过特殊的情感:“翠姨对我的哥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我的哥哥对翠姨就像对我们,也是完全的一样。……哥哥对翠姨比对我们稍稍的客气一点……这显然因为翠姨是客人的关系,而且在名分上比他大。1”而当“被启蒙”后的翠姨,意识到自己深陷于旧式婚姻的囹圄时,不单是“我”成为了“失语”的旁观者,“我”的堂哥哥——那个曾将翠姨领到现代文明大门前的启蒙者,彻底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只让自己的同学带翠姨去采办嫁妆。这一切对于“精神出走”后的翠姨来说,无疑是又一次被“命运”丢弃的沉重打击,如同《伤逝》中的子君找不到“新的生路”,只能在严威和冷眼中重回到封建的旧家庭。
      然翠姨终归不是子君,她以她倔强独立的意志,坚守住了自己最后的秘密,绝不肯向任何一方缴械投降:“她竟很勇敢的提出来她要读书的要求……若是不让她读书,她是不出嫁的。1”当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的时候,软弱的哥哥曾借口去看望过她两次,但他却丝毫没有萌生过将翠姨拯救出来的念头:“哥哥回来也并不带回什么欢喜或是什么新的忧郁,还是一样和大家打牌下棋。1”所爱之人这样冷淡的表现,无异于置翠姨于更为凄凉的绝望处境。直至翠姨临终之前,所谓的启蒙青年仍然拘泥于旧时代的礼俗,面对翠姨的哭诉,“哥哥没有准备,就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作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应该是保护翠姨的地位,还是保护自己的地位1”,最后是翠姨一人平静从容、保有尊严地向他表达了自己积郁已久的心声。尽管从“我”儿童式的立场出发,可以替哥哥进行这样的辩护:“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1”但萧红却不甘就此收场,似乎是有意在尾声处,借“我”母亲之口,暗讽了知识分子背弃民众,致使革命无法进行到底的现实悲剧:“要是翠姨一定不愿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1”翠姨的缄默,为的是维护女性独立自主的尊严,而哥哥的缄默,却是为了掩盖无力拯救的事实。
      如同小说中那个在东北大地上,匆匆而来、又匆匆而逝的春天一般,萧红在创作《小城三月》前,曾在一篇名为《骨架与灵魂》的散文中,对“五四”与革命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一切在绕着圈子,好象鬼打墙,东走走,西走走,而究竟是一步没有向前进。2”这种不彻底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不单是翠姨个人的悲剧,更是全中国等待解放的整个女性群体的不幸。对于萧红自身而言,她一生都在渴求得到一份相互理解与尊重的爱情,但等来的却是“我好像要命定一个人走路似的”悲叹,最终“她辗转流落到时代的(抑或还是阶级的民族的)边缘去了, 是那么孤独、寂寞、凄冷地死去。3”在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中,她仿佛是在用缄默的尊严,向世人表白着——一位女子对爱与生命永恒的忠贞和不悔。

备注:本文荣获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我读经典”征文活动一等奖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7级的本科生蔡祎航,性格乐观开朗,待人热情随和,平时爱好读书、看电影、写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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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文系三年的训练和培养,我逐渐养成了坚持“看完一本书,就撰写一篇书评”的良好习惯,并从中收获了不少阅读和思考的乐趣,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鉴赏水平和研究能力。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是我最感兴趣、也是我未来在研究生阶段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希望自己今后能够再接再厉,争取在这一专业领域有更大的收获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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